我囫囵吞枣读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版本的《鲁迅全集》，自不量力撰写了《我对修订的七点拙见》（《博览群书》2023年第12期），难入专家法眼，权当抛砖引玉。
读书譬如吃菜，凡人各有所爱。我爱读鲁迅著作，个别篇章不时翻翻，经典名句经常引用，却很少琢磨文字背后的东西，光荣的缺点——“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”客观存在。甲辰岁末，从头至尾拜读孙郁大作《鲁迅与国学》（商务印书馆2024年8月版）15篇长文和后记，又旁及其《鲁迅的暗功夫》《鲁迅与国学续话》，深感他20年来执著于这个话题的韧劲。孙郁历任鲁迅博物馆馆员、副研究员、馆长，为完成学术使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孙郁不负“东家”，可亲可敬可佩。
湘人鲁荡平诗曰：“人如植物书如粪，下得肥多长得深。”我从孙郁笔下依稀看到了鲁迅文字的“底肥”——
其一，国学
孙郁说：“鲁迅自己，是不太喜欢国学这个概念的。对于同代一些学者的所谓国学研究，也偶有微词。但他与旧的遗产，有诸多纠葛，不少见解得之于古人启示。”这是阅历家之言。
展开剩余87%鲁迅参加了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会稽县试，尽管没有考上秀才，四书五经是下过苦功的，旧学修养与浙东学派渊源甚深。他从官修史志和儒家经典中读出破绽——“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，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”。譬如：“刘邦除秦苛暴，‘与父老约，法三章耳’。而后来仍有族诛，仍禁挟书，还是秦法。法三章者，话一句耳。”（《小杂感》）又如：曹操“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。其实，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至少是一个英雄，我虽不是曹操一党，但无论如何，总是非常佩服他。”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还有“《颂》诗早已拍马，《春秋》已经隐瞒，战国时谈士蜂起，不是以危言耸听，就是以美词动听，于是夸大，装腔，撒谎，层出不穷”（《文学上的折扣》）；《四库全书》编辑中的“全毁，抽毁，删去”，等等。
鲁迅一面批判陋儒的思想，一面呼唤远古的遗风。他对文化遗产的兴趣主要在经学之外，主张广收杂览，雅俗同读，文野比较，不受专业限制，多读摆“史架子”之外的东西：“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，挟恩怨，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，因为它毕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。”（《这个与那个》）那些不同于儒家叙说的文字，既有审美的奇色，也包含着不凡的思想。鲁迅广搜秦砖汉瓦、断编残简，抽丝剥茧，溯流穷源，小心求证，取其精华，颠覆了象牙塔的思维模式，看到了纯粹学者所看不到的东西。孙郁《对章太炎学识的取舍》一文分析认为，这是因为鲁迅“认识历史和文化，走两条路，章太炎、胡适仅一条路，差异很大。他从章太炎那里学到以古证今，而自己有时又能以今证古。后者是他特有的本领，其杂文通晓古今的洒脱之状，大约与此有关”。
博采古今，为我所用。鲁迅的书法，金石气扑面而来，这是他在绍兴会馆日复一日钞碑帖的熏染，没有古人的暗示，断不能仿佛一二。他设计北京大学校徽，图形有秦汉瓦当的影子，线条跳动着天地相通的伟意；著述编辑、封面设计常常择取汉代画像，以此呼应远古的灵光，那种痴迷在文字间不经意地暗自流动；《故事新编》描写上古和先秦的人物与环境，从金石考古角度切入历史与艺术世界，展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精神宇宙；杂文古代史料信手拈来，医术、地理、民俗、方言、圣谕、墓志、诗集文录等“就如将彼俘来一样，自由驱使，绝不介怀”，聚焦服务于他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，根底是人性的批评这个主题。我们重读《看镜有感》《论睁了眼看》《娜拉走后怎样》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《友邦惊诧论》《拿来主义》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？》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……不得不叹服鲁迅的思想穿越时空，许多观点至今仍引人思考。
“菲薄古书者，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，这是的确的。”（《古书与白话》）鲁迅从旧垒中走来，14000多册藏书构筑了他学识博杂、兴趣广泛的知识谱系。他洞知其中的弊端糟粕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往往制敌于死命。但读鲁迅的文字不太容易发现这些书籍的影子，孙郁《魏晋文脉之考察》《非儒与非孔的理由》《对庄子的另类叙述》《晚年文本的墨学之影》等篇章告诉我们：鲁迅笔下的六朝气、庄子气、杜甫气等全藏在这些文本背后。
其二，西学
鲁迅的西学，发轫于江南陆师学堂下设的矿务铁路学堂。这所仿照德国体系设立的新式学堂颇多域外气息，鲁迅的德文、日文就是在这里开蒙的。他从这里瞭望世界，陆续接触了赖耶尔《地学浅说》、代那《金石识别》、赫胥黎《天演论》、亚当•斯密《原富》、加藤弘之《物竞论》、涩江保《波兰衰亡战史》等译著，熟悉了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凯撒、华盛顿、卢梭、孟德斯鸠等西哲的名字，发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图景。尤其是桐城派气息的译著，古老与新鲜的文脉有趣嫁接，打开了新青年认识世界的大门。
东渡日本求学，鲁迅的思想逐渐显示出异样的特色，《人之历史》《摩罗诗力说》《文化偏至论》《科学史教篇》等作品，已不再是梁启超式的简单的东西对比，而是现代文明观的呈现。他感慨古印度、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文明进程与艺术“灌溉人心”之美，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受到启发，觉得清代读书人的主要问题是没有自我，大声疾呼精神界战士。孙郁说：“鲁迅哲学的本质是战斗的。即看透而不逃逸，以自己的热能去温暖冷酷的人间。”鲁迅不同于儒释道的精神突围，填补了传统文化留下的空白。
留学期间，鲁迅开始研究佛学。他藏品中有许多佛学书籍和佛教绘画拓片，抄写过《出三藏记集》《法显传》，珍藏了弘一法师墨宝，辑录的《古小说钩沉》中有许多佛教文学的片段，还自刻《百喻经》送人，精神气质散发出佛教的基因。这就不难理解：普陀山寺庙里有鲁迅语录，内山完造称“鲁迅先生，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”，宗教领袖赵朴初对鲁迅敬佩不已。
在精神最为压抑、困顿的时候，鲁迅喜欢用佛经里的词汇和意象表达自己的心情，并非从信仰层面，也不是消极地引用，而是从艺术的审美方面借力，表述自己茫然无助时的心态及挣脱苦海的坚毅之情。他晚年大力倡导新兴的版画运动，就来自佛教艺术、欧美木刻和日本浮世绘的启示。鲁迅始终关注大众、扶持青年，和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战，其境界恰是佛门的一种追求。孙郁认为：“中国读书人那么深地写出底层百姓苦楚的不多，鲁迅的悲悯一直贯穿写作的始终。……我们打量鲁迅深层的世界，可以看到他与释迦牟尼这样的大哲同样非凡的一面。”鲁迅临终前念兹在兹：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（《“这也是生活”……》）他一生写作千变万化，但根底不离慈悲、自尊、施爱这些基本信条，寒冷中的温情成为其文字里永久的景观。
“人和人的魂灵，是不相通的。”（《无花的蔷薇之二》）鲁迅致力消除这种民族、文化、个体之间的“不相通”，其《捷克译本序言》说：“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，相关心。然而最平正的道路，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，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。”他拓展这条道路，从《域外小说集》开始躬亲文学翻译，着重向国人介绍东欧、北欧文学，尤其是弱小民族作家富于怒吼、反抗精神的作品，其中包括不少文艺理论著作。
鲁迅自嘲：“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，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，以为倘能味道较好，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，我也不枉费了身躯。”（《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）他又酷爱俄罗斯文艺，自己动手并帮助他人翻译了不少作品，弥留之际念念不忘《死魂灵》第二部的出版。鲁迅出发点十分明确：“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，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，便可以清楚得多了。”（《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》）他深知：“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，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，于大家更有益。”鲁迅放下创作从事翻译，其译著与著述各占其半，可谓筚路蓝缕，厥功至伟。
其三，生活
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之家，鲁迅看清了世人的面目。他留学日本，原本想学医回国后救治像父亲那样被耽误了的病人，战时就去当军医。可当他在课堂上看到正要被日军斩首示众的国人画片，左右围着“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”，深感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哪怕体格健全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。
“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（《〈呐喊〉自序》）他归国后辗转杭州、绍兴、南京、北京、厦门、广州、上海，目睹或亲历了辛亥革命、张勋复辟、五四运动、军阀混战、读经尊孔、打压学潮、北伐战争、外族入侵……
行万里路，读“无字之书”。鲁迅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刻洞察，使其文字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震撼力。《阿Q正传》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社会和一群畸形的国人的面貌，塑造了不朽的流浪雇农的典型形象。《狂人日记》呈现出变形人间的变形心理，以礼教为核心的文化环境把人置于非生非死的苦境，无疑是传统变异的罪过。《祝福》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人间，生动地刻画出女主人的悲戚和顺从……
从鲁迅小说中，孙郁察觉现实灰暗与人生真相背后的悲天悯人：“阿Q、闰土、祥林嫂、孔乙己、单四嫂子，都是要被救助的可怜之人，鲁迅以无限慈悲之心照出存在的本真，希望笔下的人物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，进入人的世界。”鲁迅杂文针砭时弊，尖锐泼辣，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，影响和激励着吴南星（吴晗、邓拓、廖沫沙合用笔名）、马铁丁（陈笑雨、张铁夫、郭小川合用笔名）、唐弢、何满子、曾彦修（严修）、邵燕祥等后起之秀继往开来，给新中国副刊史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。
鲁迅重视社会实践，甚是忧心：“教书一久，即与一般社会睽离，无论怎样热心，做起事来总要失败。”（《通讯（二）》）他常想给《语丝》投稿，但一句也写不出，连“野草”也没有一茎半叶，不由感叹：“教书和写东西是势不两立的，或者死心塌地地教书，或者发狂变死地写东西，一个人走不了方向不同的两条路。”（《厦门通信（二）》）他告诉李小峰：“本地也有人要我做一点批评厦门的文字，然而至今一句也没有做，言语不通，又不知各种底细，从何说起。……如果竟来批评，岂不要笑断真的批评家的肚肠。”（《厦门通信（三）》）
后来在《答北斗杂志社问——创作应怎样才会好？》里，鲁迅讲了八条：“一，留心各样的事情，多看看，不看到一点就写。二，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。……”毛泽东在《反对党八股》中郑重向全党推荐了这篇文章，并抽取其中四条作了解读。
集美学校邀请鲁迅演讲，校办秘书打招呼：“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。”鲁迅不管校方招待如何隆重，校长殷勤劝吃劝喝，回答道：“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，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”。（《海上通信》）鲁迅对如何读好“有字之书”与“无字之书”见解独特，反对当“书橱”，倡导自己做主、自己思索、自己观察，别让脑子给别人跑马。
他说，读书“较好的是思索者。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，但还不免是空想，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，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”。“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，使所读的书活起来。”（《读书杂谈》）鲁迅对多位北大学人陌生起来、微词渐多，孙郁说，这是因为：“刘半农已经没有斗士精神，钱玄同油滑有加，废名过于‘苦雨斋’色彩，……”这些昔日的五四运动健将如今躲在象牙塔里，沉静在自己的园地中，早已失去当年直面现实的勇气，精神的烟火气和时代感弱化了。
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。孙郁《留给北大的遗产》《对庄子的另类叙述》《批判旧戏的几种理由》等篇章，与读者分享了鲁迅作品的国民性反思、现代性探索和批判精神、文化启蒙。他说：“鲁迅的思考是与社会和人生密切相关的，所以没有匠气与迂腐气。”这正是鲁迅作品比同时代其他作家作品活得更长久的原因。
（作者系北京日报社副社长）
来源：同舟共进
作者: 萧跃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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